[胡耀邦](1915—1989)湖南浏阳人。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同年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。1933年初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、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。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。长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团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。1935年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团总支书记。长征到陕北后，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。1936年4月起，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部长，宣传部部长，组织部部长。1937年4月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。同年9月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。1938年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。1939年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，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。1942年起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察冀，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，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、第三纵队政委。参加了保(定)南、正太、青沧、石家庄、察南绥东等战役。1948年夏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(后改为第十八兵团)政治部主任。参与组织指挥太原、宝鸡等战役。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、川北行政公署主任。1952年秋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。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。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。196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、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迫害。1975年重新工作后，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。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。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，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。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，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。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，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、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。曾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；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、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；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，为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。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。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是一、二、三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二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，其骨灰被安葬在江西共青城。
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不支持王洪文
胡耀邦说：“毛主席的意思，我也不赞成。不能个人说了算，这是我们在党章上已经写清楚了的。谁能当接班人，要有实践的检验，要有全党和人民的拥护。”
据我的研究，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。
1977年12月2日，他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：这十几年的历史，不能根据哪个文件、哪个讲话，而是要看实践，用实践来检验分析。随后，他组建了一个小组，起草指导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。这个名为《关于总结第九次、第十次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若干问题》的文件，是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。这个文件提出：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、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。1978年4月，他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学习，用十天时间学习讨论这个文件。
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“文革”，这决不是偶然的。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，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，同时，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，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一些材料表明，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。
(一)
1964年11月，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赴任前，中办主任嘱咐他，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。那时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。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。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“左”。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，敏锐地发现，运动搞得很过火，打击面过宽，抓人多(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，扣留5000多人)，开除党籍多(3200多人)，开除公职多(1450余人)，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，基层干部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，气氛紧张。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。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，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、山西的农民还苦。胡耀邦轻车简从，深入基层，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，不到两个月，就跑遍了关中、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。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，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。他明确提出：“生产好不好，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。”(满妹《思念依然无尽》第144页)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，特别指出：“这样成绩，那样成绩，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;这样错误，那样错误，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。”他大声疾呼：“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，学会生产，参加生产!”
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。胡耀邦鲜明地把“生产好不好”，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，这就是生产力标准，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，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、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。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，同“四清”运动(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)的宗旨，是尖锐对立的。
(二)
1975年7月，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。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，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，在“文革”中，又是重灾区，仅北京地区，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被关在“牛棚”里。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，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，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。
针对中国科学院一片荒漠、无人敢搞科研的惨象，胡耀邦响亮提出：“科研工作搞不上去，没有成绩，那才是最大的错误。”(同上第194页)这句话，在今天看来，十分平常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却是很不寻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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